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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為什麼喜歡杜甫而不喜歡李白詩

陳先生在文中說:“經義即理論,新經義的實踐,就是新法新政的具體措施。”這裡所說的經義,也就是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宋史·王安石傳》稱:“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宋史》卷三百二十七)三經新義中,王安石自己實際操作的是《周禮》,王安石在“《周禮》義序”一文中便說“臣安石實董《周禮》”,而《詩》與《書》則有其子王雱參預。“經義即理論”,王安石對《周禮》的解釋,便是他實施熙寧新政的理論依據。而理論屬於人的認識範疇,它又是從哪兒來呢?有二個來源,一個是從過去的理論,也就是《周禮》,另一個來源那就是人們從當時社會實際生活矛盾的感受中產生的。前者是流,後者是源,二者結合,所以才叫新義。

王安石在《周禮義序》中說:“製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這裡是講從理論回到實踐中去時,便涉及到從理論到實踐,要通過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一項好的製度需要有法律來保障;第二個層次,法律的貫徹要依靠人,也就是依靠大家共同來遵守和執行;第三個層次是具體推行法製要通過相應的官僚機構。在中國中央集權製度下的統一國家,它的官僚機構是寶塔形的自上而下層級結構,要在這樣一個結構之下推行良法,必須要有好的官吏,才能足以推行良法。如果這支官僚隊伍不好的話,那麼好的法製和政策法令,到了下層都會變樣,出現理論、製度、法律與實際生活相互脫節的現象。自古迄今,要協調好這幾個層次相互間的矛盾關係,談何容易啊!

陳先生強調理財的問題是王安石以新經義理論突出的部分,另一方麵也是對現實問題認識上最正確的部分。王安石在《答曾公立書》中講到政事,他說:“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王文公文集》卷八)所謂理財,其本質乃是為民眾平衡相互之間的利益關係,不是為某個個人,或某個機構謀取個人或小集團之私利。王安石在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召入為三司度支判官,這是一個與理財相關的長官,那一年他四十歲,他在《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有一段很精彩的議論,其雲:“夫合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王文公文集》卷三十四)財,指國家的財政稅收政策,它是在再次分配的過程中,平衡各階層和階級之間的利害關係。何以理天下之財,那就是要有公平公正之法規,均衡負擔,合理補貼,抑製兼並,縮小貧富的差彆。如果法是良法,執行此法之吏不是良吏,也就是如果各級官吏隊伍良莠不齊,那麼怎麼能貫徹執行這良好的法製意圖呢?立法固然有各個階級和階層之間利益的博弈過程,所以它很難一拍即合,它有一個不斷修正和完善的過程,而法製的貫徹執行也有一個不斷整頓官僚隊伍的過程,才能保證良法的有效實施,並得到良好的效果。故法製不完善,政策不到位,就不可能使人們相互關係在財富的生產、占有和分配上達到一個比較均衡的關係。用現在的話講,便是擴大中產階級的隊伍,縮小貧富差彆,抑製兼並的結果,而不是使少數人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並“放其無窮之欲”,也就是使奢侈之風盛行,整個社會風氣萎靡不振。從這一段話,可以理解王安石熙寧變法基本的政治經濟思想。

王安石上述這二段以理財為中心的文字所表述的觀念,可以證明《周禮》隻是源流的流,當時的實際社會矛盾才是它的源。在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之前,他曾經擔任過三年舒州的通判。舒州在北宋的淮南東路,在今天安徽的潛山,潛水的出口就是現在安徽的安慶市,故離開長江很近。王安石有一首題為《發廩》之詩,其中有那麼幾句:“後世不複古,貧窮主兼並。非民獨如此,為國賴以成。築台尊寡婦,入粟至公卿。我嘗不忍此,願見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苟營營。三年佐荒州,市有棄餓嬰。駕言發富藏,雲以救鰥惸。崎嶇山穀間,百室無一盈。鄉豪已雲然,罷弱安可生。茲地昔豐實,土沃人良耕。”(《臨川先生文集》卷十二)王安石是在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到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任舒州通判,是在他三十一歲到三十四歲之間,正是他年輕有為的時刻。這首詩正反映了他任舒州通判三年所親身經曆的社會矛盾,那就是土地兼並與貧富差距兩極分化。那個州“小官苟營營”,那裡窮人困苦至棄餓嬰。發富藏,是指向山區開掘地下資源,山區的百姓實際上是“百室無一盈”。他在這首詩中,敘述了其任舒州通判三年所見之社會困苦的狀況

。他還有一首詩,題名為《感事》,寫作的時間也在那個階段,其雲:“賤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豐年不飽食,水旱尚何有。雖無剽盜起,萬一且不久。特愁吏之為,十室災八九。原田敗粟麥,欲訴嗟無賕。間關幸見省,笞撲隨其後。況是交冬春,老弱就僵仆。州家閉倉庾,縣吏鞭租負。鄉鄰銖兩徵,坐逮空南畝。取貲官一毫,奸桀已雲富。彼昏方怡然,自謂民父母。朅來佐荒郡,檁檁常慚疚。昔之心所哀,今也執其咎。”(同上)這首詩也是他作舒州通判時,對當時當地征收農業稅時民情痛苦的實際感受。那時下層社會的矛盾,已到山窮水儘的地步了,這些感受正是促使王安石熙寧新法那套經義理論的源泉。從這裡可以看到王安石的情感是傾向於社會底層弱勢群體一邊的。那個時候,即使豐收,老百姓還吃不飽,何況碰到水旱災害呢?雖然還冇有發生窮人們揭竿而起的事,這樣的穩定隻能是暫時的,它不可能持久。另外一方麵,官民之間的矛盾,地方官吏用吊打鞭撻來追繳農民所欠交的農業稅,弄不好還不就是“官逼民反”嘛!王安石作為一個稍有良知的地方父母官,“檁檁常慚疚”,往昔自己所不願意看到的局麵,如今都要自己來“執其咎”。

在唐代,李白杜甫這二個詩人之間,王安石比較喜歡杜甫,也是他在舒州任通判那個時期,他有一首詩,題為《杜甫畫像》,他非常同情杜甫艱難困苦,流連顛沛的遭遇,其中有這樣幾句:“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嘗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那時老百姓也困於住房而不得安居。)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王文公文集》卷五十)這是王安石借一首詩,借杜甫一生的行事,以明己之誌。故蔡上翔在《考略》中稱:“李(壁)注雲:公不喜李白詩,而推敬少陵如此,特以其一飯不忘君而誌常在民也。”

王安石還有一首題為《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訪茶利害》的詩,宋代在仁宗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二月,罷榷茶,朝廷議茶法當在此前不久。故此詩當作於嘉佑三、四年間。鹽、茶之專賣,用現在的話是國家壟斷茶、鹽買賣,其中弊端甚深,苦了鹽工和茶農。從這首詩中可以見到王安石是不滿意由國家壟斷的專賣政策,但是要改確實很難。他詩中說:“止能權輕重,王府則多有。”那是講政府隻能做裁判官,不能當運動員,政府通過征稅,可以得到足夠的正當收入,用不到直接參預到買賣的過程。宋仁宗景祐中,有葉清臣上疏議茶法,他主張放開茶葉貿易市場,其雲:“若令天下通商,隻收稅錢,自及數倍,即榷務、山場及食茶之利,儘可籠取。又況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黥之辟。”他算了一筆賬,榷茶的收入不過九十萬緡,放開茶商貿易,稅收可以增加到二百一十餘萬緡。故其雲:“比於官自榷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然可察。”(《宋史·食貨誌六》卷一百八十四)但是真要改變既成的政策就很難了,那些榷場之官怎麼肯輕易放棄其既得的利益,且也是地方財政來源之一。故王安石在詩中說:“公卿忠才難,州縣固多苟。詔令雖數下,紛紛誰與守。官居甚傳舍,位以聲勢受。既不責施為,安能辨賢不。區區欲捄弊,萬謗不容口。天下大安危,誰當執其咎。”(《臨川先生文集》卷五或《王文公文集》卷四十一)當時葉清臣的建議,在三司議論時,皆以為不可。改革茶葉專賣政策的討論並未間斷,那時富弼執政,主張改榷茶之法,於是才有遣官分行江南諸路,才有王詹叔奉使江南訪茶利害之事。這次調查研究的結果是主張改革茶法,而王安石這首詩是主張改變榷茶的政策,放開讓商人自由貿易,國家隻征收稅賦,那就是政府隻當裁判員,不再兼運動員了。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二月,正式下令改革榷茶的製度,改革的詔令雖數下,實際上還是推行不下去,那就是王安石在詩中所言:“詔令雖數下,紛紛誰與守。”也就是“州縣官多苟”,地方官都苟且偷安,怕因此損害了地方的利益,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這個官僚機構很難改變它運作的傳統,官員隊伍都習慣於墨守陳法,“官居甚傳舍”,就是任期製下,官員把職位當做旅舍,任期之內無所作為,換一句話說,治貪官還好辦,治不作為的庸官懶官,散漫的瘟官更不好辦,當時冇有考核黜陟製度,所謂考核黜陟,即當今借年終總結,考核積分以示升降的製度。故雲“安能辨賢不”,其實即便有考核製度,也可能流於形式的。故這個以庸官為主的官僚隊伍好壞很難分清,如果要改革的話,勢必侵犯官僚主義者們的既得利益而成為眾矢之的。“區區欲捄弊,萬謗不容口”,就是針對這一點而言的。那麼天下之安危,又有誰來負其咎呢?這件事發生在熙寧變法之前,改革的阻力來自既成之官僚隊伍中的既得利益集團。“人言不足恤”實際上與“萬謗不同口”是同一意思。王安石有題

為《眾人》之詩,表達的也是同一個意思,其雲:“眾人紛紛何足兢,是非吾喜非吾病。頌聲交作豈莽賢,四國流言且猶聖。唯聖人能輕重人,不能銖兩為千鈞。乃知輕重不在彼,要之美惡在吾身。”(《臨川先生文集》卷十)“頌聲交作豈莽賢”,是指王莽最初柄政時,正是一片頌聲交作,其篡弑之心,誰人識得。周公在位時,“四國流言”是指那時管叔、蔡叔、武庚、淮夷四國之流言蜚語攻擊周公有篡弑之心,周公並無篡弑之心,等成王長大以後,“周公乃還政於成王”,事實證明了周公畢竟是聖人。故對輿論也要分析其是與非,一麵倒的輿論未必正確。這樣一種在改革過程中必須要有的那種無所畏懼一往直前的精神,不正是毛澤東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反潮流精神”嗎?現在缺少的也正是這樣一種非常寶貴的精神。

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王安石拜參知政事,設製置三司條例司,為新政創立法製條例,具體便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疫、市場、保馬、方田諸法相繼付諸施行、號為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這些法製的中心是理財,也就是對社會各群體進行一次利益再平衡,處理好兼並與貧富稅負不均的問題。《考略》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載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之後,附存是樓讀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一文,對熙寧新法的大曆史背景,及其失敗的原因都作了比較客觀而具體的分析。關於神宗所以要借助王安石實施熙寧新政的背景,他作如是言:“自宋承五代之餘,西北世為邊患。太祖太宗尚苦於兵,至澶淵之役,合議始成,雖以景德仁愛,有不忍戰其民之心,而金增歲幣數十萬,歲輸於邊,中原之財賦耗矣。浸尋至仁宗、英宗,天下安於無事,又六十餘年,而積弱之勢成矣。當是之時,公以不世出之才,而又遇神宗大有為之君,其汲汲於變法者,蓋欲以救國家積弱之勢,振累世因循苟且之習,而非以聚斂媚君,以加息厲民,並非假財用不足以其利一己之私也。”這一段話,一是變法的曆史背景和動機是想改變積弱的局麵,二是為了抑兼並、均稅賦之負擔,逐步改變貧富兩極分化的局麵,並非是為了個人斂財,而是為國家和社會理財。這個分析還是客觀並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與前麵所引述王安石任舒州通判時及其後的幾首詩文,若《發廩》、《感時》還有《兼並》等詩的心理狀態也是一致的。

王安石當時的這些改革措施及其理論思維,在當時是有爭議的,而爭議則又來自過去曾讚賞過王安石才氣的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君子們。司馬光指責新法的無非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諫,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中都作了答複,有的如曾鞏,指責的是青苗法,王安石在回答中也作了答複。指責王安石變法的許多言論中,有一個人的言論值得注意,那就是蘇轍,他曾經參加製置三司條例司,議論立法的工作,由於意見不一,乞求外任。王安石有詩題《兼並》者,其雲:“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賦予皆自我,兼並乃奸回,奸回有法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臨川詩文集》卷四)這是講貧富之間的矛盾。陳先生在文章中引了《年譜》卷四錄李壁注引蘇子由說:“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持以為長久而天下定矣。王介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以惠平民,不知其不可也。”這幾乎與當今美國共和黨的領袖們一個腔調,他也是為富民說話,要大家能安貧樂窮,不主張抑製富民的兼並現象。換一句話說,財富都是資本家創造的,不是勞動創造的,難怪在紐約出現占領華爾街的抗議活動了。中國的老百姓還是守法的,遇到不公正待遇隻是上訪上訪而已。子由任戶部侍郎時,在《轉對狀》中言:“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他是主張藏富於民的。這個民可能是指富民,對熙寧變法把財權集中於中央,均平民間稅賦的負擔對富民不利,故他是反對的。故其雲:“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宋史·蘇轍傳》卷九十八)蘇轍,這位蘇東坡老兄弟的這些議論是站在富民這一邊的,在地方與中央事權的關係也不能說他的話完全冇有道理,而熙寧變法的核心是劫富濟貧,這一點正是引起君子們抵製新法的根本原因,也是君子們無法與王安石合作推行熙寧新政的根本原因,那樣的話,王安石啟用的隻能是讚成和支持他推行新法的人,這就難免有呂惠卿、蔡京這樣的小人摻和其間了。

《年譜》在嘉祐三年(公元1056年)引存是樓之文分析王安石變法所以失敗的原因時,有這樣一段議論,其雲:“觀其與司馬諫議書曰,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尚。(即安於貧富不均的現狀)然猶以為未得救天下之術(指認為新法還不是救天下之術),以一縣小而天下大也,且有治人

無治法,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公嘗自言之矣。故一縣者公之所得自為也。故其民安,天下者非公所得自為,而必藉其人以奉行之。於是貪吏蠹役乘勢以行其私,此所以不得其人則亂,而為禍於天下也。”這一段分析還是有道理的。再看王安石《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訪茶利害》一詩,其雲“公卿患才難”,即上層高級官僚中冇有才識高明的君子與他合作,“州縣固多苟”,地方官都苟且偷安,“詔令雖數下”,即變法的法令雖然一再頒下,“紛紛誰與守”。各級地方官吏亂紛紛的,冇有人幫助王安石把新法付諸實施,所以隻能“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既是頒行詔書,也是推動新政的實施。結果是“官居甚傳舍”,官員根本不把自己的職責當回事,於是“貪吏蠹役乘勢以行其勢”,即使是很好的法製,推行時也需要有良好的官吏隊伍去付諸實施,否則的話,良法也會造成惡果,關鍵是實施法令的官員隊伍的狀況。故一項重大的改革,正如他在《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所言:“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莫能收。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良吏與良法二者是相輔相成的,熙寧新法有良好的願望,但法的製訂太倉促,自然有不完善處,冇有良吏的隊伍,當然會被貪吏蠹役所利用。故建立完善的法製與組織能遵守並推行法製的乾部隊伍是緊密相聯係的,而這樣的隊伍建設,既包括思想建設,也就是要有一支既抱有崇高理想又能實事求是深入掌握實際狀況的人才,又具有嚴格組織紀律約束的隊伍和組織機構,方能在良法推行過程中求得預期的效果。王安石變法的失敗,一方麵是法製還不完善,另一方麵是缺少一支能真誠推行新法的良好的、不謀私利的官僚隊伍。這個曆史教訓是有深刻意義的。

記得毛主席在抗戰時期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曾講到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一是統一戰線,二是武裝鬥爭,三是黨的建設,而黨的建設也就是黨員乾部隊伍的思想政治建設和組織建設,隻有在認識一致及各級組織機構步調一致的基礎上才能保證路線政策方針的正確貫徹。建國以來,我們取得了重大的成績,但也經曆了不少挫折,關鍵還是二條,如果法若不善,也就是我們的方針政策路線上不完全正確,方針路線上有錯誤,它會使我們走彎路,受挫折。吏良不良,就是我們乾部隊伍的狀況如何,如果乾部隊伍變質了,那麼共產黨內也會滋生新資產階級分子來的。隊伍狀況不良,即使有偉大的理想,比較正確的方針路線,也會在貫徹執行上出嚴重問題,也會遭遇失敗的。如果能對王安石熙寧新法的曆史過程認真考察和思考,我相信他對我們如何總結建國以來曆次重大事件的經驗教訓,及如何處理目前所麵臨的各種問題,如何評價當代的曆史人物,都是非常有益的。至少應該避免如邵伯溫那樣形而上學的片麵的,絕對化地對王安石、熙寧新法采取那樣錯誤的認知態度。

後記:此文定稿於元宵節之深夜,陳守實師之文發表於1962年4月12日之《文彙報》,距今已有五十年時間。過了五十年,我親身經曆了滄桑變化,才能進一步理解此文之深意。本文之思想皆發源於師《讀蔡著<王荊公年譜考略>》,本文中所引王安石《發廩》、《感事》、《兼並》諸詩,陳先生均在文中提到,故我隻是具體闡釋吾師文中的一個基本觀點。原先準備發紀念譚其驤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的講話稿,忽見報端李克強在上海座談深化財稅改革的消息,王安石熙寧變法的焦點是理財,說到底也是財稅製度的改革,先人的得與失,對後人或有啟發和借鑒作用,故先發此文,下周再續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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