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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為什麼不能在唐朝做大官

時間:2012-06-27 02:21:00 分類:詩人故事,杜甫的故事
網友“仁者無敵”在我博客文章《令人惋惜的唐朝詩人之死》的評論欄留下了兩個疑問句:“杜甫為什麼不能在開明的唐帝國做大官 ,而王安石可以在宋朝當宰相?唐宋的文人身份好像差彆好大,為什麼?”乍看之下,覺得這兩個疑問挺尋常。但是,稍加回味,不得不承認,這是兩個值得認真思索的問題。

被漢朝以後的曆朝統治者奉為圭臬的儒家學說不是有“學而優則仕”的理論嗎?包括李唐在內的曆朝皇帝們不是喜歡製造“野無遺賢”的和諧局麵嗎?李唐王朝實行的不是詩賦取士的科舉製度嗎?如果都是“是”,那麼,詩歌創作方麵早年即已嶄露頭角、中年時期名滿天下、日後更成為千古詩聖的杜甫,仕途卻那麼蹭蹬,一生擔任過的最高實職不過是一個八品的左拾遺。認真計較起來,肯定不是大唐王朝的光榮事件,不是傑出文學家的合理命運,也不是中國曆史的正常現象。

論政治開明、軍事強大、經濟昌盛,論思想自由、文藝繁榮,宋朝都難以跟唐朝相匹敵。但是,人生遭際上,為什麼會出現唐朝文人反而普遍不如宋朝文人的現象呢?——唐朝最出色的詩人李白、杜甫、李商隱溫庭筠孟浩然等一大批,不是曇花一現、沉寂下僚,便是以白衣身份終其一生。而宋朝文人,除了柳永薑夔等少數幾位,範仲淹歐陽修、王安石、楊萬裡範成大辛棄疾等人,不是曾在朝廷中位居津要,便是在地方擔任封疆大吏。就連堪稱齎誌以歿文人典型的陸遊,也做過地區級長官(知州)。文名最大、一生坎坷的蘇軾蘇東坡,做過好幾個地方的地區級長官之外,最高職位是兵部尚書、禮部尚書!

網友留言,大約有希望我解答一下的意思。

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唐宋文人思想觀念不同。比起宋朝文人,唐朝文人思想更自由,價值觀念更多元化,人生理想追求上更加散漫隨性。這方麵,李白是一個典型。青少年時代,除了讀書之外,他還學劍、學遊俠、學道、期盼成仙,後來甚至成為正式加入道籍的道教信徒,“五嶽尋仙不辭遠”。李白有遠大的政治理想,也曾積極追求仕進。但是,李白同時也喜歡遊曆名山大川,“一生好入名山遊”,喜歡跟誌趣相投的朋友結伴隱居,過寄情詩酒、放浪形骸的日子。就連“奉儒守官”家庭出身的杜甫,他的隨性散漫,也是一般宋朝文人所不可企及的。第一次科舉考試前,到吳越一帶漫遊,一遊就是四年多。回到東都洛陽參加進士考試失敗後,遊齊趙,五年多。三十歲時,因為結婚,回到東都,在偃師陸渾莊築室而居。三十三歲那年秋天,曾跟李白高適同遊梁宋,三十四歲那年再遊齊魯,跟李白盤桓了一段時間。因為獻賦受到唐玄宗的賞識,四十四歲才得到第一個職位——河西縣尉。但是,杜甫拒絕了。改授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後,他自嘲是為了掙幾個酒錢,勉強上任。安史之亂爆發後,他逃出淪陷了的長安城,冒險跑到肅宗行在所在地鳳翔,得到左拾遺的職位。才一年多一點,因為替房琯辯護,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在華州任上隻待了一年零一個月,就因為關中鬨饑荒,辭官不乾了。以李白杜甫這樣的自由散漫,即使生在宋朝,大約也是很難把官一步步做大的。唐代文人顯然普遍缺乏混官場的耐心,他們向往的是風雲際會、君臣遇合,是“立登要路津”,相當不切實際。

其次,跟科舉取士規模有相當關係。唐朝雖然號稱科舉取士,其中最為顯赫的是進士科。但實際上,每科及第進士非常少,最少的一科隻有三五個人,最多也不過四五十個人。宋朝的情況完全不同,每科取士規模多在二三百人,多的時候有五六百人。數量上的差異,對文人的命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唐代進士科,考中者固然占了入仕的先機,但是,對大部分人而言,基本上就是一種人生的搏擊過程,說得難聽一點就是一種“跳龍門”的遊戲。即使是非常優秀的文人,也往往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在進士考試上。孟郊《登科後》的“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儘長安花”,傳趙嘏所作詩句“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儘白頭”——唐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科得之艱難,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無所恨,故詩雲。”都是唐朝科舉弊病很好的寫照。考個進士,要扒掉三層皮,花掉幾年乃至幾十年的時間,哪裡還有時間精力,去從政,去飛黃騰達?杜甫的考試、求官經曆,就很有代表性。唐代進士科這座獨木橋,浪費了太多優秀文人的才華和生命!

再次,跟文人整體地位有關係。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是軍人出身,他的天子寶座是從後周幼兒寡母那裡奪來的。他深知軍人對於皇帝寶座的危險性,因此,他登基不久便來了個“杯酒釋兵權”,將武將排除在最高統治集團之外。同時立下規矩,不準其繼任者隨意殺害文人。從此,趙宋王朝的政府基本上由文人組成,武將的地位、級彆受到嚴格限製。宋朝文人不但生命有保障,整體身份也空前高貴。而李唐王朝,雖然也不乏喜歡吟詩作賦附庸風雅的皇帝,但是,他們大量使用勳臣後裔和武將擔任朝廷或地方軍政要職,對於文人並不特彆眷顧。在唐朝,不少詩人都曾經在曆經坎坷之後,發出讀書無用的感慨,向往軍功進身之路。有眾多詩句為證:楊炯的“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從軍行》),祖詠的“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錢起的“雁門太守能愛賢,麟閣書生亦投筆”(《送崔校書從軍》),杜甫的“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草堂》),崔塗的“五陵豪俠笑為儒,將為儒生隻讀書。看取不成投筆後,謝安功業複何如”(《東晉》),如此之類,不勝枚舉。如果說,在宋朝,文人是一等公民,那麼在唐朝,文人就是二等公民。一等公民容易春風得意上青天,二等公民不免喝西北風墜地麵。

當然,有一得必有一失。宋朝文人仕途普遍比唐朝文人得意的同時,文學成就卻普遍不如唐朝文人。至少,唐朝尤其是盛唐那幾位大詩人的藝術造詣,是絕大部分宋朝文人所望塵莫及的。杜甫的“文章憎命達”,歐陽修的“詩窮而後工”,說的就都是這個得失的規律。

來源: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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